宜兴紫砂 人们对紫砂壶存在哪些误区

正如威廉·乌克斯在《茶叶全书》中所说：“18世纪初期，荷兰、德国和英国曾极力仿造中国宜兴的茶壶，小有成就。当时中国的造型极受欢迎，且尽力模仿，故在输入茶叶之初，中国饮茶的习俗依然保存，但其他方式并不是欧洲人想要的。”因此可以说，是在宜兴紫砂壶的基础上，欧洲人才开始走上了具有自身特色的茶壶研制之路，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精美茶具。

二、清代紫砂壶向日本的输出

日本抹茶道用不到紫砂壶，点茶所需的是釜、茶入、茶杓、茶碗等茶道具。

但历史的发展似乎总有着某种机缘巧合，紫砂壶对日本的输入就源于三个历史原因：其一，就在紫砂壶于明代中晚期兴盛之后，清朝初年一位高僧隐元禅师东渡日本带去了明代饮茶的新风尚——瀹饮法，即直接在叶茶中注入沸水冲泡饮用。这种饮茶风尚和由宋代传入的点茶法而形成的抹茶道迥然不同，它直接导致了日本煎茶道的诞生。换言之，日本煎茶道乃是脱胎于中国明代的冲泡饮用法。故而冲泡饮用所需的紫砂壶的传入就水到渠成了。其二，除了隐元禅师，明末清初还有大批中国人为避战乱而奔赴日本，其中重要的一部分是不肯失节侍清的文人雅士。这些文人雅士必然带去了当时中国的饮茶风尚和饮茶用具，想必明末清初盛行一时的紫砂壶亦在其中。其三，又因中日贸易的繁荣，到了江户中晚期(约18世纪中后期，清代前期)，煎茶道已趋成熟，至江户末明治初(19世纪上半叶，清代中期)，煎茶道达到了为繁荣的时期，并延续至19世纪末。这个繁荣而热烈的煎茶道盛行期，对紫砂壶的渴求是可想而知的。

据此可以说，日本煎茶道的发展历程也是紫砂壶逐步输入日本的过程，在此过程中，紫砂壶备受推崇。日本学者、歌人兼小说家上田秋成的煎茶道名著《清风琐言》中即刊印了多个煎茶道所用茶壶，很显然受到紫砂壶的影响。再如明治间日人瓮江川田刚所撰紫砂名著《茗壶图录》之《序》就说：“近者煎茶盛行，人争购古器，相高以雅致。即如注春，亦黜银锡，专用泥沙。明制一壶，值抵中人一家产，而供陶时窑，(指供春、时大彬所制紫砂壶)徒尚其名，往往为黠商所瞒。”这段话不仅可以作为紫砂因煎茶道的兴起而传入日本的证据，更可以看出江户末年至明治初年，煎茶道繁荣期日本人抢购紫砂壶的热情和渴求。

《茗壶图录》刊刻于明治九年(1876)，正是日本煎茶道的繁荣期，若再细看此书，会发现书中《自序》《叙》《序》《后序》以及内容，正全面展示了日本茶界收藏紫砂壶的真实状况。单从下卷所收录的二十三件紫砂壶作品的造型之丰富，品种之多样即可见当时紫砂壶收藏之热，其中点出名字的紫砂壶收藏家除了此书作者奥玄宝之外就有内田寒泉、中泽谷兰、太田兰畹、樋口趋古、北川云沼、小林寒松、林海仙、青木碧处、林半雨、松井钓古、藤堂询荛斋、野村素轩、木户松菊等十三人之多。他们的藏品艺术水平极高，有李仲芳、陈和之、许龙文、陈鸣远、杨彭年、符生等众多紫砂名家的作品。

我们可以从奥玄宝的紫砂鉴赏水平之高上判断，当时日本茶道界对紫砂壶的认知是极深的，理论水平普遍很高，这必然是以紫砂的普及和大量收藏为基础才能达到的。而这种普及和收藏不是短期内形成的，可以相信从清初煎茶道的形成期开始，宜兴紫砂壶就源源不断地输入日本了。《(江苏)陶瓷工业志·特种工艺陶瓷·陶艺名人选录》中记载道：“陈文伯、陈文居兄弟俩，清雍正至乾隆年间人。文伯号寄石山房……所制紫砂花盆，畅销日本，久而不衰。”虽然此处所记录的是紫砂花盆，但据此可以肯定地说在雍正、乾隆年间紫砂壶出口日本当不在少数。清人寂园叟在《陶雅》一书中也记录说：“葛明祥乃乾嘉时人，欧(子明)葛瓷釉色略相似，在灰墨蓝绿之间，厂人鄙之，以为溺壶色。

日本人美之以为海鼠色且谓四时花光皆与之相宜。日本人重泥，均以有纹者贱，细如鱼子者为下，盖纹片细碎乃阳羡砂之上釉者，欧氏之所仿也，要不得以广窑目之。”这些记录都可以看出日本人对宜兴陶器的推崇。日本人对宜兴紫砂壶的喜爱程度直到晚清、民国时期依然不减。《阳羡砂壶图考》的编者之一李景康在这本书的序言中谈到民国时期我国艺术品流失的状况时说到：“晚近泰西酷嗜吾国艺术，书画瓷铜国粹所讬，而重价搜罗，精华垂尽，已堪惋惜。仅阳羡砂壶探讨未深，复为扶桑人士网罗以去，关怀国粹者不禁俶然忧之。”日本人的大肆收罗已经引起紫砂界的警惕，开始担心紫砂的传承与命运，想必那段时间流入日本的紫砂数量亦不在少数。

威廉·乌克斯在《茶叶全书》中也注意到了日本茶人对紫砂壶的喜爱。其在著作第四十九章《茶具的发展》特别指出：“日本人更喜爱宜兴茶壶。在日本，紫砂器被称作shu-dei，白陶被称作haku-dei;在日本茶艺人的茶具配置中，如果没有这两种颜色的茶具，则被认为不完备。”从这里可以看出，紫砂壶在日本茶道中的重要地位。威廉·乌克斯又说：“日本有一种陶器叫做‘万古烧’，就是完全仿造宜兴的陶器，但较为轻盈和粗糙。”可见，和宜兴紫砂壶传入欧洲并影响欧洲茶具制作的历史一样，紫砂壶同样在日本茶具制造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方面日本陶艺家主动从紫砂壶上汲取营养，另一方面，还有宜兴紫砂壶工艺师远赴日本传播紫砂壶的制作技艺。

据宋伯胤先生主编《紫砂品鉴与收藏》一书介绍，当代制壶名家徐汉棠的曾外祖父邵云甫，是同治年间的紫砂高手，他曾赴日本制作陶艺品，颇负盛名。之后，光绪四年(1878，日本明治十一年)，也就是《茗壶图录》出版后两年，应日本常滑地区陶工鲤江高须邀请，宜兴紫砂名工金士恒和制壶高手吴阿根同往常滑，传授鲤江方寿、杉江寿门、伊奈长三等三人紫砂“打身筒”制法及陶刻装饰技法达半年之久，使得当地的朱泥技术更上一层楼，出现了小型精巧的作品，是日本制作宜兴风格的朱泥壶之始，也极大地提升了日本常滑地区制陶工艺的水平，影响至今犹在。